本次大連夏季達沃斯的總理講話當中，有很多細節引起了公眾的興趣。比如總理提到，他觀察到國內當下制造業經理人采購指數PMI、工廠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工業增加值、進出口總量、用電總量、貨運總量都在回升，就得出經濟正在走好的結論。有不少人問，這個結論是怎么得出來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并不容易。簡單說，觀察宏觀經濟，每個觀察者都有自己的方法。打個比方的話，經濟的運作紛繁而復雜，要觀察它，有點像在一個煉鋼高爐外面觀察內部溫度一樣，必須通過窗口來觀察。因為高爐里的溫度本身有多個點，每個地方并不完全一樣，有效觀察，取決于觀察者看的是哪個點。而作為一國的總理，李克強確立的這些觀察點，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可靠、精準、富有時效性，應該是起碼的要求。

　　從總理所選取的六個窗口來看，他是從總需求方向來看待中國經濟的景氣度的（這當然可以理解，因為總體來說，國內現在是處于生產過剩的狀態）。經濟學把總需求分為消費、投資（包括民間和政府的投資）和進出口三個大類，我們可以看到總理觀察經濟動態的這六個窗口，都是圍繞著這三個大類活動所反映出來的指標，而且這些指標相互依存、互相印證，關鍵是取得容易，相對比較好驗證。

　　我們首先來看后三項指標：進出口總量、貨運總量和用電總量，相對來說，這是幾個非常容易取得的指標，其中進出口是由海關統計所得。海關屬中央政府領導，相對經濟活動來說非常中性，而且因為涉及到一系列檢驗，海關對于數據的估計較少，所以它統計的數據，應該是可靠的。

　　同樣適用的是用電總量和貨運總量，因為它們分別可以由供電部門和交通運輸管理部門給出，這兩個數據同樣可以來自于中央政府垂直領導部門，而且數據可以直接統計得出，因此數據同樣是可靠的。

　　用電量和貨運總量，分別聯系的是企業內部的生產以及貨物的運送。因此這兩個指標雖然從反應經濟運行的活躍度來說，只反應總量，但因為我們可以拿它們與之前的數據相比。再考慮除去進出口的增量，大致就可以看出除進出口外國內經濟活動活躍度是否在上升。而且這兩個數據窗口是可以驗證的，比如說以前有政府領導觀察過輪胎銷售數值，因為輪胎的銷售與貨運當中最大頭——汽運的增長率有相關關系。

　　在這三個可靠的數據基本反應了經濟的增長率基礎上，當然要有一些指標來印證它們。而PMI、PPI和工業增加值就是重要指標，以當下而言，反映未來企業經濟運行活躍度的PMI在中性略上一點、工業增加值也在上升，就證明就企業而言，經濟在未來的活躍度確實可能是上升的。而這兩項指標，又受到PPI的支持——由于下游的需求開始恢復，所以國內企業（包括農戶）生產的產品受供需關系的影響，價格在略微上升。這反應了國內生產嚴重過剩的局面在改善，而這當然就是PMI回升的基礎，也是工業增加值在上升的原因。

　　有人會問，以需求來分，宏觀經濟有無數多的觀察窗口，為什么會選這六個窗口呢？這是與中國的國情高度相關。由于國內考慮官員政績多以GDP增長率為核心指標，而這個增長率又與諸多統計有關；而同時，在基層，大量民營企業有各種各樣的避稅或者是政策優惠的考慮，在上報數據的時候也存在高報或者低報的動機；因此有相當多的統計變得不可靠。

　　我們可以在很多新聞里聽到這種笑話，比如說全國的經濟增長率是8%，但沒有一個地方的增長率低于這個數字。為什么呢？因為“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官與數字之間的密切關系，使得本來嚴肅的數字變成了一張紙，想它怎么樣，它就可以怎么樣。

　　這種趨勢，甚至部分地反應到像PPI這樣本來客觀的指標上來。我們知道，PPI太高，未免要引起民眾的抱怨。不過大家可能沒有想到的是，PPI同時還是中央政府部門制訂宏觀經濟政策的幫助指標因素。所以統計官員們，其實也是兩難啊。

　　不過要對宏觀經濟施政，相對比較精確地把握它的運行情況，是重要的。再以當下來說，如果經濟確實在復蘇，就沒有必要施以剌激政策。但總理作為中央政府決策者，如果依靠代表著諸多企業避稅動機和地方政府政績意志的數據來施政，那是要犯大錯誤的。所以我們看到，這六個窗口，有主觀的部分（如PMI），因為它們反映的是微觀經濟當中的情緒，但涉及客觀的指標，則是相對都以“可靠”為采集要素。也正是因此，我們看到中央政府垂直領導部門和利益中性，是數據被取樣的關鍵要素。

　　而同時，可以管中窺豹的是，采用這樣一套數據來觀察經濟，至少反應了本屆政府的決策層及智囊，首先是想對經濟發展有所作為，所以努力尋找可憑借施政的指標；而其次，李克強總理作為主導者，對于經濟的發展還是相當內行，也對國情非常了解的。

　　當然，通讀本次夏季達沃斯論壇李總理的講話，最令人感到希望的，仍然是他對于市場經濟方向的價值觀。只要有這種方向在，觀察經濟的窗口還是容易找的。